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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杰华委员：构建全生命周（期人口服务）体系的路径与核心要点陆杰华，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高级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和社会学学院兼职博导，原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兼任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副会长、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北京市人口学会副会长、北京市老年学和老年健康学会副会长、北京市老龄委第三届专家委员会委员、西城区社科联委员等。获得北京市社会科学“百人工程”称号、第九届中华人口奖（科技工作类）。
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口发展的动态特征
三、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人口服务体系的基本遵循
四、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人口服务体系的关键举措
[摘要] 进入人口负增长与深度老龄化交织的新阶段，中国式现代化赖以推进的社会基础与人口条件正经历着系统性重塑。人口规模趋势性缩减、少老结构双向挤压、空间布局集聚重构以及人力资本素质跃迁等动态特征，共同构成了当前健全人口服务体系必须回应的结构性约束，成为转化人口转型压力、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枢纽。健全以全人群、全生命周期为核心的人口服务体系，应当锚定长期均衡导向，贯通全周期连续服务链条，适配动态集聚分布格局，转化健康、教育双重红利，调适多元异质群体需求。通过优化生育支持生态、构建积极养老模式、深化医教服务融合、完善流动权益保障及建立智慧监测体系，驱动人力资本由数量规模优势向素质质量红利平稳过渡，为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与建设全龄友好型社会夯实制度根基。
[关键词] 人口服务；全人群；全生命周期；人口发展
进入21世纪，尤其是步入“十五五”规划筹备的关键窗口期，中国人口态势发生了具有历史坐标意义的深刻转变。现实挑战愈发严峻，2025年我国出生人口规模降至792万，连续多年低于千万大关，出生人口的大幅收缩不仅直接重塑了劳动力供给的预期，更通过“人口回声”效应引发了教育、就业、消费等社会运行体系的连锁反应，使得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基础面临前所未有的系统性重构 ，人口问题已深度嵌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每一个神经末梢，其复杂程度早已超越了单一的生育干预范畴。面对人口变动从单一的规模增减演变为全方位的系统性挑战，单纯依赖特定群体或局部维度的传统人口政策已显露疲态，难以有效对冲人口结构失衡带来的治理风险 。因此，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标志着我国人口发展战略重心实现了从以规模调控为主到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重大跃升。
所谓“以全人群、全生命周期为核心”的人口服务体系，其内涵在于构建一个贯通个体出生、成长、成年到老年等全部生命阶段，并普惠于不同地域、职业及社会经济地位的所有社会成员的连续支持系统。这一理念超越了以往针对儿童、老年人等特定群体的分割式服务框架，更加强调以系统观念和“大人口观”进行统筹谋划，其核心要义是回应“人口回声”现象，即前一阶段的人口特征会对其后数十年的劳动力供给、教育需求、养老压力等产生连锁反应。因此，健全以全人群、全生命周期为核心的人口服务体系，旨在通过前瞻性的制度安排，为广大群体在生命历程的各个重要阶段，包括“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提供公平可及、系统连续的支持与服务，最终目标是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并以此支撑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当前，探索并构建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具有深刻的现实紧迫性与长远的战略价值。首先，这是应对低生育率陷阱与深度老龄化交织局势的紧迫防线。随着出生人口规模触底与预期寿命延长，我国已进入人口内生性收缩轨道，传统的家庭养老与内部育幼功能在家庭小型化、离散化的冲击下正加速崩塌，养育与照护领域的社会性照顾赤字愈发凸显，亟须通过社会化、普惠化的服务供给体系来平抑人口转变带来的结构性冲击。其次，这是实现从“人口规模红利”向“人口素质红利”转变、夯实人口高质量发展基础的关键路径。通过将“投资于人”的理念贯穿个体生命的全过程，能够实现健康资本与教育资本的跨周期积累，从而在劳动年龄人口规模递减的背景下，通过全生命周期的素质赋能，锻造出结构优化、素质卓越的人力资源体系，为新质生产力的释放提供深厚的人才支撑。最后，健全该体系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迈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在个体生命历程的各个关键节点植入风险抵御机制，通过制度化的公共支持缓解家庭与个体的脆弱性，在增进民生福祉的同时，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深度耦合。
综上所述，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步入关键阶段、“十五五”规划即将启动之际，深入探究以全人群、全生命周期为核心健全人口服务体系的基本遵循与关键举措，既是对国家重大战略部署的学理回应，更是关乎未来数十年国家发展动能与社会和谐稳定的时代议题。本研究将立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口发展的动态特征，以全人群、全生命周期服务需求为导向，系统阐释体系构建的基本遵循，探索优化生育支持、构建积极养老模式的关键路径，旨在为构建一个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并与经济社会发展良性互动的全龄友好型社会提供理论参考与路径启示。
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口发展的动态特征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人口动态特征，即人口总量缩减、少老“双极”挤压、空间城镇集聚、素质“双元”红利与代际异质分化等，共同构成了当前人口发展的基本格局，深刻形塑了人口服务体系的内涵、边界与演进方向。人口发展态势作为深层结构性条件，对人口服务体系形成了刚性约束并提出转型要求：总量缩减与结构老化要求体系从扩张型转向提质增效型，聚焦于全生命周期资源优化配置；空间重构要求公共服务打破静态规划，增强流动性、精准性与协同性；素质红利要求体系从保障基本转向促进发展，强化人力资本投资与教育赋能；代际分化则要求政策工具更具包容性与差异性。因此，人口服务体系不应被动适配，而应通过主动的制度供给与模式创新，积极应对结构老化压力、转化潜在红利、平抑转型风险，从而成为化解人口挑战、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枢纽。人口发展特征和人口服务体系之间的关系本质是动态互构的，人口发展设定命题，服务体系则提供现代化解决方案，两者共同指向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一)规模转折：人口总量趋势性缩减
自2022年人口总量进入负增长通道以来，缩减态势已然确立。其背后是生育率在现代化进程中降至极低水平，2024年我国总和生育率仅为1.0左右，远低于维持世代更替所需的2.1；2025年出生人口进一步下探至792万，说明低生育陷阱的自我强化趋势愈发明显。与此同时，人均预期寿命延长至79岁，死亡率稳定于低位，人口再生产类型彻底进入“低出生、低死亡、负增长”阶段。低出生与低死亡同步固化，使年度净减规模看似可控，却隐含出生队列持续收窄、高龄队列快速膨胀的“剪刀差”，令人口再生产从“流量削减”演变为“存量重塑”，导致人口年龄结构从纺锤形向倒金字塔形系统性漂移。实质上抽离了传统“数量型人口红利”的算术基础，但也倒逼劳动力资源配置重心从依赖人口总量扩张的粗放式吸纳，无可回避地转向对现有人力资本进行深度优化与效率提升的精细化运营。因而，更应通过全生命周期的人力资本投资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以人的全面发展所带来的质量红利，有效平抑劳动力绝对规模收缩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稀释效应。
当前我国人口负增长的开启，本质上是由于生育水平的内生性收缩与长寿时代下的死亡堆积产生了深度交织，人口转变过程的多重共振不仅定义了发展新常态的结构底色，更宣告了人口演化已跨越转折点，正式步入“老少倒置”的年龄结构转型期。在此背景下，传统上基于人口持续增长惯性和年轻型年龄结构所设计的人口服务体系，其底层逻辑与供给范式均面临失效风险。体系重心应从以往单一的行政化管理转向更为精准的系统化支持，以应对由“生之者减、食之者增”所引致的抚养比结构性倒置，以及随之而来的多层次、差异化社会需求变迁。同时，由于我国人口转变具有显著的压缩性与快速性特征，人口服务体系的调整滞后效应愈发凸显。无论是服务资源的区域配置、层级分布，还是服务内容的专业化、精细化程度，均需围绕人口规模缩减的核心趋势进行系统性重构。作为调节人口动态平衡、衔接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载体，人口服务体系的功能适配水平直接关乎人口规模缩减进程中的社会发展质量。通过构建与“低生育惯性”及“死亡年龄延迟”特征相兼容的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将有效对冲人口转变带来的结构性风险，为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奠定坚实的制度根基。
(二)结构转型：少老“双极”加速挤压
在人口转变的内生逻辑中，年龄结构的失衡已演化为少子化深化与老龄化加速双向挤压、“底部收缩”与“顶部扩张”并行的动态格局，不仅改变了人口再生产的微观基础，更对国家人口服务体系的适应性与前瞻性提出了转型要求。当前0~14岁人口占比的持续下探，将导致育儿保障、基础教育资源配置及普惠托育等公共服务体系面临总量收缩与局部失衡的严峻挑战，亟须从单一的生育服务向涵盖家庭支持、职育兼容及教育减负的全周期人口发展服务体系转型。与此同时，65岁及以上人口规模的递增与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群体的结构性突起，使社会抚养比发生趋势性倒挂，医疗卫生资源、长期护理保障及适老化基础设施的供需矛盾日益凸显，高龄化特征带来的失能失智风险尤为显著，人口服务体系亟须通过资源下沉与功能整合，构建“居家为基、社区衔接、医养协同”的支撑矩阵，实现从单一的生活照料向高品质的医护康养一体化转型，以制度化供给对冲高龄社会的照护危机。
少老“双极”加速挤压的结构性压力，迫使人口服务体系跳出“分段式”“补丁式”旧框架，转向以全生命周期为主轴的系统重塑。当前服务体系中存在的城乡分布倒置、资源失均以及专业效能不足等沉疴， 正成为阻碍社会运行效率的瓶颈，难以适配“一老一小”在触发机制、照料时长上的需求异质。人口服务体系作为链接“人口回声”规律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中介，其对当前人口规模收缩与深度老龄化并行的响应能力，直接关系到治理韧性的强度与民生福祉的厚度。因此，立足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理念，构建少老双端协同发力的服务体系，通过强化生育支持与养老服务的制度集成与资源共济，提升供给侧的专业化与精细化水准，不仅是缓解少子化负向循环的关键，更是保障深度老龄化社会平稳转型的制度基石，从而在人口负增长周期内维持社会治理的韧性与经济发展的活力。
(三)空间重构：城镇集聚提升质效
在人口空间分布由早期的城乡间单向梯度转移演进为城镇内部的要素集约化重构的情况下，人口服务体系也应同步完成由“增量覆盖”向“存量优化”的范式转换。2025年全国67.89%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意味着我国已迈入城镇化中后期，人口再分布不再表现为大规模跨区转移，而将会以选择性迁移为主，在都市圈与县城之间进行高频微调和结构性再平衡，青壮年劳动力继续向长三角、珠三角等高等级城市群集中，高技能人才进一步向中心城市核心区集聚，而县域及中小城镇则进入稳量提质阶段，人口流动趋于平稳，甚至多数出现局部收缩。高技能人才与青壮年劳动力的空间极化现象，倒逼城镇人口服务体系告别“大水漫灌”式的供给模式，精准匹配高技能群体对高品质服务环境的挑剔需求以及青壮年群体对社会保障兜底与生活成本兼容的现实期待。
集聚效应在提升经济产出质效的同时，也推动城市公共服务突破户籍制度的残余藩篱，在教育资源供给、保障性住房分配以及跨区域医保结算等核心领域实现从行政化刚性管控向流动人口权利保障的深层转型。与城镇空间动能积聚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乡村空间因高素质要素的抽离而加速陷入老龄化与空心化的深度困局，乡村留守群体对社会化养老与医疗救助的刚性需求与基层服务供给能力的碎片化之间构成显著的空间错配。面对城乡之间在人口活力与年龄结构上的显著分化，国家人口服务体系有必要建立起更具动态性和响应能力更强的资源调配机制，不仅要增强中心城市对流动人口的包容性承载力，更要针对乡村收缩地区构建起普惠性且具有兜底功能的网格化服务矩阵。总而言之，人口空间重构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客观规律，而构建与之匹配的、具有高度适应性的人口服务体系，则是将空间集聚潜力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的关键制度保障。这关乎流动人口的民生福祉，更决定着中国能否通过优化人力资源空间配置释放结构红利，最终实现人口发展与经济布局在更高维度上的动态平衡。
(四)素质跃迁：教育健康“双元”红利
人力资本的结构性升级不仅重塑了经济增长的源泉，也驱动人口服务体系从兜底保障转向能力培育。当全国16~59岁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11.3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攀至60.8%，知识型劳动力已逐渐取代体力供给成为核心生产要素，教育体系的首要任务随之由普及增量变为提升均质与终身适配。具体而言，学前与义务教育阶段需通过小班化、个性化教学及早识别并放大个体的流体能力峰值；职业教育则要对接产业升级需求，强化应用型技能与“工匠精神”培育，以免高素质人才在转换期出现结构性错配。与此同时，人均健康预期寿命逼近68岁，健康预期寿命与教育年限的正向耦合促使晶体智力随年龄增长而持续积累，延迟退休、返聘、社区教学等银发人力资源开发成为新增长点。
因而，人口服务体系的重心应从传统的养老照护延伸到老年赋能，通过街道层面建设终身学习终端、在线微证书平台，把长者转化为托育辅助、非遗传承、基层治理的柔性资源，实现第二人口红利的释放。面对23~30岁创新黄金期人群规模虽波动却仍保持亿级体量的现实，公共部门需在科学中心、实验室、孵化基地等物理载体上提供低成本、高流动性的科研入口，并配套租住、托幼、健身等一站式社区服务，以降低年轻人才的城市进入门槛和生活摩擦系数。由此，教育、医疗、社保、住房等政策模块必须围绕“能力生命周期”进行耦合：前端通过早期教育干预提升流体潜能，中端以职业培训维持技能更新，后端借助健康管理与知识再生产延缓晶体能力衰减，使人口服务体系成为持续锻造人力资本、衔接数量红利向质量红利跃迁的纵向“能力链”关键载体。通过这一链式治理，确保在未来劳动力总量递减的宏观背景下，单位人力资本产出持续提升，为自主创新提供不竭动力。
(五)代际分化：群体特征动态异质
在全球性人口转型的中国范式下，人口结构的代际异质性特征已演化为社会再生产与劳动力供给侧的深层逻辑分野，基于不同出生队列所形成的价值取向与行为范式差异，正系统性地影响着人口服务体系的供给逻辑与响应精度。其一，新生代群体作为高人力资本的代表，其婚育决策的推迟与个体价值的崛起，实质上是现代化成本外溢与自我实现需求叠加的理性选择，这也要求人口服务体系应实现从传统的生育财政补贴向全方位的生育友好型社会构建的转型，并通过普惠托育服务、灵活就业保障以及职养平衡政策的深度嵌入，缓解新生代群体在职业竞争与家庭责任间的结构性焦虑。其二，处于橄榄型结构中部的中生代群体承载着家庭支持与社会产出的双重高压，其面临的技能迭代挑战与多重抚育责任，进一步要求人口服务体系在这一环节应着重强化社会保险的互助共济功能与职业终身教育的普惠化供给，通过社会化服务补偿家庭内部照护劳动的缺失。其三，在生命周期的另一端，随着预期寿命的持续延长与健康素质的普遍改善，传统老年群体的概念范畴正在发生质变，规模日益扩大的低龄老年群体的活力化特征不仅预示着第二次人口红利挖掘的可能性，也对人口服务体系的适老化维度提出了更复合的期待，应跨越单纯的福利养老模式，向支持老年人社会参与、终身学习以及健康管理的综合治理模式迈进。
传统人口服务体系建立于相对匀质且稳定的家庭模型假设之上，其服务供给的逻辑往往是普适性和标准化的。然而，代际分化的现实复杂性，要求当前的人口服务体系应告别无差异化的粗放供给，转向以精准识别不同代际需求为基础的分类治理。人口服务体系的内在演进不仅旨在应对少子老龄化变迁带来的社会震荡，更是为了在代际更替的动态平衡中，通过政策的精准滴灌与资源的跨代调配，优化全生命周期的人力资本产出效能。若能够建立起兼容新生代创新活力、中生代中坚保障以及老年群体健康赋能的多层次服务矩阵，将有利于在代际博弈与互助中确保中国式现代化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长期稳定性。
三、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
人口服务体系的基本遵循
在人口结构转型与中国式现代化深度融合的背景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本质上是构建一套跨部门联动、全历程衔接的战略保障系统，旨在通过制度资源的整合与重组，系统回应人口规模转折、结构转型、空间重构、素质跃迁与代际分化带来的复合型挑战，实现公共服务供给从“碎片化、被动响应”向“系统化、主动预判”的根本性转变，其建构逻辑超越了针对单一群体或环节的局部优化。
(一)目标遵循：锚定长期均衡发展导向
构建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人口服务体系，其目标遵循在于校准并锚定长期均衡发展导向，超越对短期人口数量波动的机械反应，将政策视野延伸至数代人发展可持续性的高度，致力于塑造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的人力资源基础。正如吴庆军等学者所强调的，提高广义的人口素质红利才是解决新时代中国人口问题的根本途径，以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动态平衡与内在韧性，驱动人口治理范式从侧重规模调控转向深耕质量提升，进而对服务体系的顶层设计提出跨周期的前瞻性要求。通过构建普惠托育体系、夯实教育公平机制、完善老龄应对举措等制度安排，修复代际更替内在动力，推动人口系统在动态调整中维持合理的规模活力与健康的年龄结构。因此，校准长期均衡发展导向，实质上是对人口服务体系底层逻辑的重塑，强调服务供给与资源承载的深度适配，依托高质量服务链条衔接家庭内部的资源代际转移与社会的公共支持网络。这一系统性的制度构建，不仅着眼于缓解当前的结构性矛盾，更是在人口总量趋于收缩的宏观背景下，通过“投资于人”的全面发展，激发人作为生产要素的质量红利，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持续且稳固的支撑力量，确保人口结构转型与社会长治久安在更高维度达成战略协同。
(二)内核遵循：重构全周期连续服务链条
在人口现代化转型的复杂语境下，个体的生命阶段已不再是互不关联的孤立片段，而是呈现出高度的因果连续性与风险累积性。健全人口服务体系首先应打破以年龄或事件为节点的传统条块化治理藩篱，转向以个体生命历程为纵轴、以服务要素集成为横轴的系统性整合，从而建立起贯通全生命周期的连续性服务链条。从早期发育的营养干预到青少年时期的心理构建，从成年阶段的职业技能迭代到老年时期的医养结合保障，每一阶段的资源投入与服务质量均深度影响着后续阶段的人力资本存量与终生福祉水平。因此，重构全周期连续服务链条的重点在于实现政策流、信息流与保障流的无缝衔接，引导公共资源配置从碎片化的应急式补偿转向全过程的预防性介入，着力消弭关键生命转折点上的服务缺口，例如育儿与学前教育衔接、就业保障跨区接续、医疗康复闭环管理等。通过构建这种跨部门、跨层级、跨领域的协同机制，人口服务体系得以从被动响应转化为主动预防，借助各阶段服务效能的叠加与放大，最大程度对冲人口结构性风险。
(三)空间遵循：适配动态集聚分布格局
在人口地理分布的发展进程中，中心集聚与外围流失交织的非均衡态势，驱动人口服务体系超越基于行政区划与静态户籍的传统模式，构建具备高度灵活性与地理适配性的资源投放机制。空间遵循的逻辑起点在于推动基本公共服务跨越地理边界的互联互通，实现服务供给与人口流向的同频共振。在人口高度集聚的中心城市与新兴工业空间，应强化以常住人口规模为基准的动态增量保障，通过数字化平台实现托育、教育、医疗等关键公共产品的弹性供给，缓解空间挤压带来的公共资源内卷，从而降低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成本，保障人力资本在空间流转过程中的连续积累。与之相对，在面临人口流失与结构老化的县域及乡村收缩区域，空间遵循则体现为集约化与兜底性相结合的功能重构，通过构建县域统筹的网格化服务矩阵，将原本碎片化的公共服务资源向中心镇村整合收束，利用移动巡诊、远程教育等技术手段突破物理空间阻隔，填补因空间错配引发的照护赤字与服务空白。健全人口服务体系的空间正义，本质上是重塑人、地、责三者的动态平衡，通过强化空间治理的精准性，使人口服务体系不仅成为社会福利的分配器，更成为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调节阀。
(四)动力遵循：转化双重素质红利潜能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2025年末全国人口总量较上年减少339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降至-2.41‰，连续四年保持负增长态势。基于人口总量持续负增长的宏观背景，传统依赖人口数量扩张的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人口服务体系的制度设计应从单纯的生存保障转向深度的能力挖掘与价值实现。一方面，体现为对健康红利的跨生命周期管理，经由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健康干预体系，将卫生服务的重心由末端治疗调整到前端预防，在延长人均预期寿命的同时更注重健康预期寿命的提升，从而为社会创造更长久的活力窗口。另一方面，教育红利的转化要求人口服务体系构建起贯穿学前教育、高质量义务教育到终身职业培训的技能更新链条。在科技创新与产业重构的交汇点，服务体系应通过精准识别不同生命阶段的潜能需求，实现劳动力素质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深度耦合，这也暗示公共资源配置理应超越传统的年龄边界，助力低龄老年群体实现经验与技能的社会化再开发，并为中青年群体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知识迭代桥梁。动力遵循的本质是借助制度化的安排，将个体生命周期的素质提升转化为国民经济的生产率提高，使人口服务体系成为连接人的全面发展与国家竞争优势的核心转化枢纽。依靠对人力资本实施系统性、长期性的能力投资，能够有效平抑劳动力规模缩减的负面冲击，确保在人口结构深度转型中持续释放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素质红利。
(五)治理遵循：调适多元异质性群体需求
当前中国社会正经历深刻的人口结构转型与经济社会变迁，其直接后果表现为内部群体在年龄阶段、地域分布、职业形态、家庭结构及价值取向等多个维度上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高度异质与动态分化，也代表着统一性、标准化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已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多元化、个性化且不断演进的美好生活需要。因此，人口服务体系在治理层面应从传统的、基于匀质化假设的“管理—供给”范式，转向为能够敏锐感知、精准识别并柔性响应不同群体需求差别的“治理—响应”新范式，确保每一位社会成员，无论其处于生命周期的哪个阶段、身处何种社会情境，都能获得公平可及且精准适配的支持服务。此外，调适多元需求的有效性高度依赖于治理过程的包容性与协同性，应打破政府单一供给的传统格局，积极构建包括市场主体、社会组织、社区街道乃至家庭与个体在内的多元共治网络，在服务过程中赋予服务对象实质性的选择权与参与权，驱动服务内容在多元供给的良性竞争与服务对象的真实反馈中不断优化迭代，从而在高度异质性的人口发展格局中，构筑一个兼具广泛包容性与人文关怀的全龄友好型社会。
四、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
人口服务体系的关键举措
面对少子化、老龄化与区域人口增减分化交叠的人口新常态，传统以事件、部门、户籍为边界的碎片化服务已难以匹配“投资于人”的战略需求。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应以系统观念重塑政策逻辑，将生育支持、健康促进、教育更新、养老赋能与流动服务串联为一条连续的人力资本投资链，通过家庭单元整体干预、空间资源动态适配、智慧监测精准预警，实现从“阶段补救”向“全程赋能”的范式跃迁，使每个年龄组均能在恰当的时间地点获得可携带、可叠加、可转换的服务权益，从而在人口负增长时代仍以高质量的生命历程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持续前行。
(一)优化生育支持生态，夯实人口发展根基
生育作为人口再生产的起点，其支持体系的完善程度直接关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优化生育支持生态，首先应深刻理解中国生育基本运作逻辑的变迁，即传统家文化与个体生存发展动机的脱嵌，以及由此引发的婚姻、养育、工作与消费等多重决策系统间的复杂冲突。提振生育水平的宏观破局，关键在于跳出单一经济补偿的工具性逻辑，转而深耕于制度环境的系统性重塑，应致力于构建一种能够有效统合人口再生产与个体社会发展的协同保障体系，从根源上化解当代生育功能与职业晋升、代际矛盾之间的深层张力。为此，政策导向往往会经历从短期福利点状补给向长期发展型战略支持的本质跃迁，将生育支持逻辑深度锚固于国家治理的基础性制度框架之中，通过时间、经济、健康、服务及文化等多个维度的权益保障，实现社会支持结构的结构性重组。具体而言，应通过强有力的制度协同，将生育外部性成本由家庭负担转向社会共担：在劳动力市场层面，建立“育儿假”成本的社会化分担机制，通过提供企业吸纳女性就业岗补或税收抵免，降低用人单位的用工成本，实质性推行弹性工时制以缓解育龄人群的职育冲突；在教育评价层面，深化义务教育阶段的优质资源扩容与均衡配置，将家庭教育支出与养育负担纳入社会治理监测体系，严控非必要、超纲的选拔性竞争，以公共服务的确定性对冲家长的机会焦虑；在服务供给层面，推进“社区嵌入式”普惠托育工程，制定统一的入托补贴标准，并利用社区公共空间构建“一站式”育儿支持中心，提供专业化的喘息服务与照料资源储备，切实解决双职工家庭的看护断层问题。
(二)构建积极养老体系，拓展老年发展空间
“十五五”时期将是老龄化程度加速推进的五年，预计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从2025年的3.23亿增至2030年的3.7~3.9亿，快速逼近“不到4人中就有1位老年人”的社会形态。目前超过1.6亿规模的低龄老年群体，普遍拥有更好的健康状况、更高的受教育程度和更强的社会参与意愿，其养老需求已超越基本生存，转向文化学习、技能更新、社会交往和价值再造。因而，构建拓展老年发展空间的积极养老体系是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人口服务体系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不仅致力于巩固老年阶段的经济安全与健康福祉，更着眼于制度性地拓宽社会融入、价值重塑以及人力资本二次开发的路径渠道。一方面，深化养老理念的生命历程重构，将老年阶段锚固于人力资本的完整链条。高效运行的积极养老体系能够推动老年期顺畅融入全生命周期的人口发展谱系，积极养老的本质不仅为财务给付闭环，更是生命历程中主体间性的再现。应通过制度性增权，打破将老年群体视为社会受助者的思维定式，转而将其定位为具有丰富经验禀赋的参与主体。通过支持柔性延迟退休、银发智库开发以及精准化终身学习供给，将静态的精算保障转化为动态的价值再造，从而在微观层面缓解个体的“社会性折损”，在宏观层面激活长寿社会的生产性潜能。另一方面，构建多层次、多支柱的风险缓冲矩阵，为积极养老夯实精算与财务基础。稳健的养老金融架构不仅为经济安全兜底，更是老年人进行长周期人生规划的理性支撑。应通过强化基本养老保险的财务可持续性，并辅以个人养老金制度的效用溢价，为老年群体对冲长寿风险提供多元化工具。稳固的财务契约能够有效降低老年阶段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从而释放消费活力，推动养老产业从事业型向产业协同型结构性跃迁。
(三)强化健康与教育融合，提升人口综合素养
健康与教育作为人力资本积累最为关键的两大支柱，贯穿于从婴幼儿早期发展到老年终身学习的每一个阶段，其高效整合产生的耦合协同效应，为个体跨越生命周期风险、追求全面自由发展筑就基石。以健康与教育融合为轴心的服务体系，本质上是应对当前我国总和生育率低位运行与老龄化加速的战略反制，旨在通过个体素质的边际改善换取整个人口系统的高质量韧性。一方面，应遵循人口发展的内在关联性与阶段性规律，设计并供给与各生命周期核心需求精准匹配的整合性健康服务。在少儿阶段聚焦健康习惯养成与身体素质提升，夯实终身发展基础；在成年阶段强化职业健康、婚育健康与心理健康指导，契合就业与婚育关键需求；在老年阶段突出慢病管理、健康养生与失能预防知识普及，适配养老服务核心诉求，同时针对流动人口、残障群体、特困人群等特殊群体的健康短板，提供差异化、可及性的健康服务，缩小群体间健康素养差距。另一方面，统筹覆盖全人群的终身教育体系，将人口服务各环节的知识技能纳入教育序列。在少儿阶段侧重科学启蒙与品德培育；在成年阶段强化职业技能培训与婚育指导；在老年阶段丰富老年教育资源供给，助力老年群体融入社会。打破教育、卫健、人社等部门的职能壁垒，引导教育资源直接进入诊疗、就业及社区养老场景，使知识供给与生存需求实现物理空间与逻辑路径的双重对接。
(四)完善流动服务机制，促进人口均衡分布
基于空间正义理论与人口服务体系建设的内在契合，完善流动服务机制应立足全人群、全生命周期需求，构建适配人口流动特征的均等化服务网络。当前，我国农民工群体正经历深刻的代际更替，新一代农民工占比已接近50%，其定居城市、职业上升的意愿远超老一代。流动人口作为城镇化进程中最活跃的生产要素，其终身学习与公共服务需求呈现出鲜明的空间嵌入性特征，促使治理路径从传统的属地化管理向跨域协同的动态治理模式演进。其一，公共服务供给需超越物理空间的“留守”或“随迁”界限，重点解决子女教育与照料服务的空间错配，防止因教育资源匮乏导致的人力资本代际传递陷阱，为流动人口家庭的向上流动夯实基础。其二，针对流动人口在不同生命周期的差异化诉求，建立精准响应机制，将职业技能培训、子女教育支持、养老医疗保障等服务纳入全周期服务链条，实现从流入初期适应到长期职业发展的全程覆盖。其三，建立跨部门协同治理体系，打通户籍与居住证制度下的服务衔接通道，推进社保、教育、就业等服务权益跨区域互认，依托数字化技术构建全国统一的流动人口服务信息平台，提升服务可及性与便捷度。通过“服务随人走、权益跨域认”的制度安排，提升人口综合素养、加速社会性流动，最终构建出结构优化、素质优良、分布合理的现代化人口服务格局，为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夯实根基，促进人口演进与经济社会空间布局的协调发展。
(五)建立智慧监测体系，提升政策精准效能
提升人口服务体系政策精准效能的重要技术支撑，在于整合多源异构数据，突破传统以静态户籍和定期普查为主的数据采集模式，通过融合手机信令、网络轨迹、政务记录等新型动态数据，与人口普查等传统数据形成互补，构建能够实时、精准刻画全人群分布、流动与需求特征的人口智能预警模型。例如，针对低收入家庭，系统经由监测医疗支出、就业状态等关键指标变动，主动识别潜在陷阱风险；针对流动群体，通过智能传感、能耗监测等物联网感知手段，实现入住信息的实时核验与动态管理。由此，推动社会救助与公共服务得以从“人找政策”向“政策找人”转变，正如匡亚林等在对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的研究中强调，这种基于“灵敏感知”的政策干预能够显著提升响应的时效性与精准度。进而言之，智慧监测体系通过对海量数据进行持续挖掘与迭代学习，动态优化预警规则与服务匹配算法，生成区域性的“需求热力图”，以指导资源精准投放，并依据个体生命历程演进预测未来潜在服务需求，为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提供从宏观规划到微观递送的全流程赋能，实现公共服务资源高效分配、公平获及、科学配置。
在人口演进与经济运行迈入新常态的背景下，以全人群、全生命周期为核心健全人口服务体系，既是应对人口总量负增长、少老结构挤压、空间集聚重构等结构性变化的战略选择，亦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投资于人”理念的制度化实践。通过贯通生育支持、健康促进、教育赋能、养老保障与流动服务等环节，形成对个体生命历程的持续性、预防性投资，从而将庞大的人口规模压力转化为素质优良、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人力资本优势。面向“十五五”规划周期，制度创新应更注重数据驱动的需求前瞻研判与资源柔性调配，依托家庭整体干预、空间精准适配、代际协同共治等方式，确保公共投入能缓解当期风险并壮大未来人力资本存量。当人口发展摆脱数量依赖而转向质量驱动，人口服务体系便逐步从外生变量转化为经济增长与社会治理的内生引擎，在负增长时代持续释放长寿、健康、知识与流动等多重人口红利，促使人口转型压力平稳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力，助力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与人民美好生活期待的双重愿景。
[转自：原文刊载于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作者：陆杰华，邱佳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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